可汗，原为古代西北各族君主的称呼。贞观四年，唐平突厥，回纥等族首领望风归顺，拥戴李世民为各族共主，尊称“天可汗”。季羡林先生96岁时这样写道：“不是我们自吹，当时西方的好多小国，还有罗马，都称唐太宗为天可汗，就是统治宇宙的可汗。”
——题解
【资料图】
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驶过了一连串的封建行舟，贞观之舟（627—649）,是最值得称誉的一艘。
舟上的一班骨干楫手是凌烟阁上的24位功臣，这是由唐太宗集结、组织起来的，舟上楫手最得力者，还是史学家洪亮吉总结得好：“论用兵制敌，没有谁能超过李靖；论辨析是非，没有人能强于魏征；论解危救难，首推敬德。”可这三位,俱为他山之石，且是从唐王朝刀口下存活下来的侥幸者。
敬德
敬德，名尉迟恭，原是刘武周之属将，与寻相同守介休，在李世民招谕下降唐。不久，寻相一伙又叛唐离去，唐军诸将也担心敬德叛离，将其囚禁，并向李世民进言：“敬德勇悍绝伦，现被囚禁，内心必生怨恨，留着恐为后患，不如杀掉算了。”李世民摇头：“寡人所见，有异于此：敬德若怀翻背之计，岂能在寻相之后呢?”遂命释放，并引入卧内，赐以金宝：“丈夫以意气相期，勿以小疑介意。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，公宜体之。必应欲去，今以此物相资，表一时共事之情也。”刚过去几天，李世民带500骑巡视地形，登上魏宣武帝陵，王世充率万余步骑突然包围了他们，悍将单雄信挺起长枪直扑李世民，敬德跳上马大喊一声，从斜侧挑单雄信于马下，护卫李世民杀出重围。
义宁元年（617），李渊进封唐王，以长子建成为皇太子，次子世民为秦王，四子元吉为齐王。由太原南下西渡黄河，在攻打长安的战争中，建成、世民是并肩作战的。嗣后，世民独立指挥了黄河流域一系列的重要战役，功绩日渐烜赫，无形中便逐渐威胁到太子的地位。“力敌十夫”的元吉，眼见东宫与秦王府的水火之争不可避免，而建成是名正言顺的继位者，于是就与建成坐在了一起。在父皇面前，他俩曾谈论到可能发生的政变问题，并建议除掉世民。
建成招募各地勇士两千多人充当东宫卫士，号称长林兵；另外，还偷偷从燕王李艺处调集精锐300骑，安置于东宫之东的各个坊市。建成、元吉知道秦王府多有骁勇将领、智谋之士，对后者（房玄龄、杜如晦）奏明李渊，逐出秦王府，对前者则暗地里进行利诱，分化瓦解，谋图为己所用。对于将领，元吉首先打敬德的主意。
敬德每每冲入敌阵，四周密集的长矛刺不住他，且还能夺得长矛返刺，致敌于死命。元吉颇以使矛自负，对敬德很不服气，便提出各自去掉枪头进行较量，一决高低。敬德说：“敬德自当去枪头，您不必去。”而元吉飞马刺杀敬德时，横竖是刺不中。世民问敬德：“夺矛与避矛哪个难？”敬德答：“夺难。”于是，世民又命他夺下元吉之矛。再次上马，只一会儿，敬德就三次夺下元吉之矛。
元吉暗中将一车金银器物送予敬德，信中写道：“希望得到您的屈驾眷顾，以便加深我们之间的布衣之交。”敬德回复：“敬德起自幽贱，逢遇隋亡，天下土崩，窜身无所，久沦逆地，罪不容诛。实荷秦王惠以生命，今又隶名藩邸，惟当以身报恩。于殿下无功，不敢谬当重赐。若私许殿下，便是二心。徇利忘忠，殿下亦何所用？”敬德将此事向世民汇报，世民说道：“公之素心，郁如山岳，积金至斗，知公情不可移。送来但取，宁须虑也。若不然，恐公身不安。”
元吉目的未遂，反而暴露了挖墙脚的意图，恼羞成怒，暗中指使勇士去刺杀敬德。敬德有所觉察，便敞开层层门户，自己则静卧不动，刺客几次潜入，见此阵势，终于没敢进屋。后人以敬德为门神，或许正取的是这等伟岸的气概。元吉无奈，便谮之于李渊，下诏狱审讯，想杀掉敬德。世民竭尽全力，“固谏得释”，才救下敬德一命。
瓦解的对象，敬德之外，还有程知节、段志玄。从前期的较量来看，是建成、元吉率先动手打压秦府的，下手狠急，步步紧逼。李世民岂是等闲之辈？他在暗地里收买禁军将领，为在玄武门、宫廷内及对方营垒中安插心腹亲信，也下了一番水磨工夫。然而，世民心底，还是不想启动杀伐之政变，父皇、兄弟，毕竟是自家骨肉。
六月初上，血腥味连连扑向秦王府。建成、元吉设下的“昆明池政变”计划，由内线告密，泄露于世民耳中。即便如此，世民对率先动手仍有顾虑，敬德此时挺身而出：“人情谁不爱其死，今众人以死奉王，乃天授也。祸机垂发，而王犹豫，晏然不以为忧，大王纵自轻，如宗庙社稷何？大王不用敬德之言，敬德将窜身草泽，不能留居大王左右，交手受戮也。”妻兄长孙无忌也劝世民动手。敬德又进一步苦劝：“王今处事有疑，非智也；临难不决，非勇也。且大王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，在外者今已入宫，擐甲执兵，事势已成，大王安得已乎！”世民也看到是没有退路了，便要占卜，张公瑾抢龟投扔于地，愤愤地说：“卜以决疑，今事在不疑，尚可卜乎？卜而不吉，庸得已乎！”李世民这才拍了桌子，定下最后决心。
为了把心腹集中起来共济大事，世民令敬德去召先已被逐在外的房玄龄、杜如晦，房、杜不了解世民的心思，便推辞道：“敕旨不听复事王，今若私谒，必坐死，不敢奉教。”世民一听恼了，将佩刀付予敬德：“公往观之，若无来心，可断其首以来！”
武德九年六月三日，世民向李渊密奏建成、元吉“淫乱后宫”，并说：“臣于兄弟无丝毫负，今欲杀臣，似为世充、建德报仇。臣今枉死，永违君亲，魂归地下，实耻见诸贼。”李渊一时愕然，答曰：“明当鞫问，汝宜早参。”李渊召建成、元吉明早进宫时，后宫的张婕妤已将世民的密奏转告了建成，元吉感到事态严重，提议“推称有病，拒绝入朝，以观望形势”。建成说：“我们这不是自认有过吗？为防意外，我已令各处兵马严加防范，有何可惧！当与弟入宫参谒父皇，三对面问个究竟。”建成、元吉与李渊，老谋深算，可哪里能想到李世民所布局的当面“对质”，只是放了个实施“一锅端”的烟幕弹罢了。三个有实力的强者，实在是低估了久经战阵而精于出奇用险的老二。
次日一早，建成、元吉只带几名亲随，由玄武门入宫。门内寂静，几名卫士像以往那样守立于大门两侧。二人缓缓前行，建成忽然发现前面的临湖殿两侧有人影闪动，大吃一惊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拨转马头欲向宫外驰去，世民一马跃出，高呼：“大郎停下！”建成稍事犹豫，而元吉却看到数十骑人马从临湖殿两侧奔突而出，他赶忙扯弓搭箭向世民射去。素来勇猛的元吉，此时心急失慌，弓未拉足就忙忙放手，一连三箭，皆未射中。世民却勒住坐骑，稳稳一箭，建成便应弦落马。眨眼之间，敬德率数十骑赶到，一阵乱射，元吉中箭坠于马下，他趴在地上一抬头，见世民坐骑受惊而奔向路旁树林，被地上枯枝牵绊，世民被狠狠地摔倒在地，元吉乘势扑上前去，夺下世民之弓，用弓弦紧紧地勒住了世民的脖颈，世民正双腿乱蹬地直翻白眼，敬德疾风似的跃马冲至，狂呼“逆贼大胆！”元吉领教过敬德的手段，起身拔腿，直向武德殿飞奔，敬德“嗖”地一箭，元吉倒地。
东宫、齐王府两千精锐，呼啸着杀向玄武门。张公瑾力大如牛，急忙将两扇沉重的大门关上，刚落下门闩，对方的马头便撞到门上。玄武门旁早被世民收买了的卫士，与东宫兵马厮杀成一团……东宫将士见玄武门一时难下，又忽地掉转方向，去攻打西侧的秦王府，幸亏敬德提了建成、元吉的首级，带几骑卫士飞一般赶至，高举人头雷声大吼：“太子、齐王谋反，秦王奉诏命平乱！今首恶已诛，与众人无关！”蜂拥的兵马见主人头颅已举在敬德手中，四流溃散。
这天大早，世民已率领长孙无忌、秦叔宝、高士廉、侯君集等10余干将进入玄武门的，而史册上，只见敬德一人随着世民内冲外突，别的将领人在何处？干什么去了？敬德赶往秦王府解围时，世民又在哪里？实际上，世民带敬德射杀建成、元吉，仅是政变的一隅，李渊所居的武德殿及其后宫，才是李世民心目中的主攻点，玄武门开打，皇宫里是同时动手的。世民在指使敬德救急秦王府之后，自己赶忙又去指挥主战场上的交锋。
《旧唐书》载：“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，守门兵仗拒之，不得入。良久接战，流矢及于内殿。”说明宫殿之内也是刀砍剑刺的。这时候的李渊，仿佛正在风平浪静的海池上划船。血手握矛的敬德径直冲到泛舟之处，他才惊问“今日乱者谁耶？卿来此何为？”敬德答曰：“秦王以太子、齐王作乱，举兵诛之，恐惊动陛下，遣臣宿卫。”这些蹩脚的文字，明显是杜撰之言。
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宫内鏖兵激烈，李渊只带了两个臣子，从角门失急慌忙地逃进了海池船上。敬德出现时，李渊是浑身筛糠，眼前这厮，就是前一度差点被他杀掉的那个“凶神”呀，面对这个黑煞，李渊还敢问他“卿来此何为”乎！可以说，李渊之命此时正蚂蚱似的捏在敬德手里，只能是战战兢兢听命于敬德的。当时，宫内鏖兵正急，敬德轻而易举就从李渊手里讨下了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敕书，敕书宣布，“众然后定”。敬德里外奔波，显然是李世民急中生智，命敬德闯过去逼宫的。李渊此时如稍有强梗，敬德那杆长矛是会闪电一样戳过来的。敬德此刻说一不二，比皇帝还要皇帝。玄武门之变，李世民“弑兄挟父”的罪名，毕竟太不光彩。贞观后期命房玄龄删略《国史》，主要就是抹掉了勒逼父皇的这一幕。
老二射死老大，老四几乎勒死老二，敬德救出老二，翻转身又射杀老四；接着，又冲入禁地去逼宫，收拾头号战犯李渊。他这样提着脑袋干革命，政变之首功，非他莫属。可在事变之后论功行赏，敬德却排列第四。敬德表面不言，心里当然不服。某日廷宴，他斥问坐于其上席者：“你有何功？竟然居我之上！”任城王李道宗（世民之堂弟）恰巧坐在敬德下首，便出面劝解，话刚出口，敬德勃然大怒，一拳挥将过去，几乎将任城王一只眼打瞎，而李世民却很不高兴了，将敬德叫到一边，训斥道：“朕早年读《汉书》，见汉高祖杀韩信、彭越，颇不以为然。如今，方知彭、韩是咎由自取！”其意为，这座次是我排的，你可别蹈韩、彭的覆辙。登上龙椅的李世民，语含杀机，粗中有细的敬德，能不惊出一身冷汗么？
又一天，太宗追问敬德：“听人说你要谋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敬德知道是麻烦大了，索性这样回答：“我跟上你出生入死，幸好还活着，现在身上留下的唯有伤疤。你现在大业已定，就怀疑我吗？”说着解衣摔地，亮出身上的伤疤，对着伤疤，念及往事，李世民流泪了，忙说：“快穿上衣服吧。我是不怀疑你，才好意提醒的，怎么反而怨恨我呢。”李世民一下子感觉内疚，又提出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敬德，敬德一口回绝：“臣虽鄙陋，亦不失为夫妇之道。臣每闻古人云‘富不易妻，仁也’，窃慕之，愿停圣恩。”扣头固让，帝嘉之而止。
李世民的追究，是行将施惩的前奏，敬德气愤地脱衣摔地，也是下决心破罐子破摔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李世民看见累累伤疤而良心发现，突然来了个紧刹车、急转弯；提出愿将女儿许配于敬德，则是临时应变的掩饰之术了。机警权变，李世民何其精明。
帝王家之称孤道寡，拆穿了看，就是情谊、道义之类，在皇室利害之权衡面前，统统轻如鸿毛。李世民的落俗之处是删略正史，超绝之处是并未藏弓烹狗。坐上龙椅后，能将危难之际所结下的血火情谊演化成
尚可维系的君臣关系者，已属伟人。“万里山河唐土地，千年魂魄晋英雄”，骁悍无双的猛将敬德，能活到74岁，历史上是罕见的。民间以敬德为门神而避邪祈福，也说明敬德实在是令人敬爱的一员福将。
魏征
谏诤为逆鳞之举。历史上有的是谏诤之臣，其姓名能成为谏诤之代名词者，唯有魏征。
逆鳞，皇上的感觉是不舒服的，甚至是痛苦的，所以，“臣欲进谏，辄惧死亡之祸，与赴鼎镬、冒白刃何异哉？故忠贞之臣，非不欲竭诚，乃是极难”。在李世民的倡导、鼓励之下，贞观年间虽是谏臣盈廷，可臣僚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：有的在暗暗揣摩圣上的心思；有的在进谏时斟酌分寸，有所保留；有的，坚持以歌功颂德为能……独有魏征，前后进谏二百余事，凡数十万言。
贞观五年（631），侍御史万纪、李仁发由于热衷于告密而多次被圣上召见，动辄令太宗震怒，弄得众臣无以自安。“内外知其不可，而莫能论争”。在这满朝廷屏息敛气的死寂关口，魏征则挺身而出，历数了两个佞臣以诋毁为能的事实之后，断然表白：“伏愿陛下留意再思。自驱使二人以来，有一弘益，臣即甘心斧钺，受不忠之罪！”勇哉魏征，独闯绝崖，直捋虎须，这是孤注一掷的拼命行径。幸亏唐太宗高度警觉，为了“弘益”于大唐江山，改弦更辙。
翌年三月的一天，太宗怒冲冲地回到后宫，口里不住地骂道：“会须杀却此田舍翁！”长孙皇后问他生谁的气？答曰：“魏征每廷侮辱我，使我不得自由。”皇后听后，默然无言，退回内房，过了一会儿，只见她换上皇后的朝服，出来便郑重地向太宗行参拜大礼。李世民问，这是何故？皇后答道：“妾闻主圣臣忠，今陛下圣明，故魏征得尽直言。
妾备后宫，安敢不贺！”太宗一阵脸红，深感愧疚，对皇后的聪慧由衷感佩——长孙皇后是依据自己的特定身份，沉着、冷静，大度而巧妙地为李世民设置了一个缓冲、思考、转弯的台阶。如果没有长孙皇后，魏征的命运，恐怕就不好说了。
不惧斧钺，敢于逆流而上，与魏征的经历是不可分的。魏征少时孤贫好学，向有大志，也曾为道士。隋末隶瓦岗寨的李密，密败，降唐，又被杜建德所获，任起居舍人。建德败，入唐，为太子建成洗马。眼见世民的功业蒸蒸日上，严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，“每劝建成早为之谋”，也就是说，预感到局势发展的魏征，多次要李建成及早下手，干掉李世民。玄武门政变，杀红了眼的李世民“召征责之曰：‘汝离间我兄弟，何也？’众皆为之危惧。征慷慨自若，从容对曰：‘皇太子若从臣言，必无今日之祸！’”就这样一个面对刀斧而凛然、从容的文士，反而让李世民为之敛容，“擢拜谏议大夫”。刀兵血火中的李世民对一个顽固老辣的敌手折节擢拜，难道是突然间心血来潮吗？
显然，是魏征的一句“今日之祸”，深深撞击到李世民心底的痛点：前朝的杨广，刚愎拒谏，而李建成步杨广之后尘，也不听魏征之规谏，于是，两个人就是同一个可悲的下场。李世民以谁也料想不到的方式对待魏征，心底显然是掂量过眼目前的一系列血的教训，极其看重这个骨鲠老臣的智慧与才能。
这事让人联想到老臣苏威。隋文帝时，苏威任尚书右仆射；隋亡，任宇文化及的光禄大夫，越王杨侗的上柱国，王世充政权的太师。李世民挫平王世充后，他又凭仗老资格请求谒见。李世民斥责道：“公隋朝宰辅，乱政不能匡救，遂令品物涂炭，君弑国亡。见李密、王世充，皆拜伏舞蹈。今既老病，无劳相见也。”当时，东征西战的李世民22岁，即便是颇有身份的重臣，对创业若无用处，李世民就视为敝屣。而今行将登基，却重用“死有余辜”的魏征，他这是图什么呢？对此，魏征作为政治高手，心底是比谁都清楚。胆识从来就不是天生的。靠山山倒、靠水水流的魏征，嗣后一直能洒脱地对待危难与死亡，实在是从艰险中磨砺出来的人生姿态。换言之，他将自己的这条老命，早就算在李世民的账下了，还在乎进谏失慎可能招致的祸殃吗？
十多年间，魏征“凡二百余奏，无不剀切当帝心者”。切中时弊，入情入理，是为“善谏”。“善谏”，绝不亚于知难而进的“敢谏”。倘是没有经受大风大浪、熟读经史、见地卓异为底衬而善于谏诤，单凭血气而敢谏，魏征想要在贞观王朝立身17年，注定是不可能的。
魏征之善谏，集中体现在贞观十一年所写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和贞观13年写的《十渐不克终疏》里。前疏，从十个方面提示唐太宗认真思考：后疏，是魏征等待、观察了两年，发现太宗没有什么动静与起色，这才续写的奏疏。将两疏细加比照，其间大有名堂。
创业初始，四敌环伺、百战维艰时，李世民是如履薄冰，宵旰图治，这是难能可贵的一面，但他一登上帝座，局面初成，作为固有的人性，声色犬马、追求享乐的本性就怎么也按捺不住了。从十思到十渐，所涉及的问题是全方位的、总体性的。前后两疏一呼一应，得出的结论是“不克终”。太宗这两年里是如何思考的，不得而知，给魏征的感觉是：他所写的前疏，仅仅是被唐太宗打了个水漂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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